本刊编辑部（以下简称“本刊”）：今年是上海美术馆第一次参与巴塞尔艺术博览会的“艺术机构”单元，也是中国迄今为止，唯一进入巴塞尔艺术博览会的美术馆。在我们看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但是，在我们此前收到的来自巴塞尔的所有新闻资料里面，并没有出现上海美术馆的任何相关讯息。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李磊（以下简称“李”）：我们主要是联系得比较晚。今年年初的时候，巴塞尔艺术博览会的组委会给我们发来了邀请，但当时我们并没有考虑要去，因为觉得并不是特别成熟。参加还是不参加是到最后才定下来的。但是，上海美术馆的信息有在小册子里面出现。

　　本刊：上海美术馆是以何种形式与巴塞尔组委会展开合作的？能谈谈整个交涉的过程吗？需要交纳相应的展位费以及其它形式的交换吗？

　　李：我们交纳了一万欧元的费用。展位是常规展位的面积：９平方米。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其它形式的交换。

　　本刊：上海美术馆参加巴塞尔艺术博览会付出了价格不菲的费用。我们都知道，巴塞尔虽然以商业方面的成就著称，但实际上并不是愿意缴纳费用的艺术机构都可以参与，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专业人士组成评委会进行严格的把关。作为中国的官方美术馆，您曾透露：即使付出更多的代价，也愿意上海美术馆加入到巴塞尔艺术博览会的展示中去，能谈谈是为什么吗？

　　李：我们之所以最后还是决定去参加巴塞尔艺术博览会，是因为巴塞尔艺术博览会虽然有很大的商业因素在其中，但是，它自身其实也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化，而在学术的交流和文化的建构方面，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可以产生积极的作用。我们没有把巴塞尔艺术博览会看作是简单的商业销售，而是一次艺术的聚会。我们希望通过“艺术巴塞尔”这个国际化的重要舞台与世界各地的策展人、收藏家、美术馆、博物馆的负责人，展开面对面地直接交流和对话。其实，说到巴塞尔组委会的严格筛选，我认为这其实是他们的一个策略。它们筛选的目光只会对准那些他们希望参与的对象，这与它们的运作模式和出发点是分不开的。

　　本刊：“博览会”的性质也同样决定了“艺术巴塞尔”的商业因素，因此，在每年的巴塞尔，一个受人关注的焦点就是艺术品的成交率和成交额，而到场的多是画廊经纪人、收藏家和博物馆的学术负责人。但是，美术馆不同于画廊，也不同于其它的艺术空间，它的本质不是艺术品的销售。那么，上海美术馆此行的目的是什么呢？您认为预期的愿望通过这次巴塞尔的参与达到了吗？

　　李： 今年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只选了6家国际上年轻而重要的美术馆进入的“艺术机构”单元。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参加巴塞尔艺术博览会是一次初步的亮相，它的象征意义实际上大于现实意义。尽管如此，我们在现场还是取得了许多实质性的成果。

　　如果要对我们的巴塞尔之行进行一个自我评估的话，我认为是非常成功的。这个成功在于我们参与到世界上最重要的艺术活动中去了。首先，它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它象征着中国当代艺术的主动开放，因为在此之前，还没有中国的美术馆利用西方成熟的文化交流、交易平台主动地推广中国当代艺术。

　　上海美术馆一直致力于中国当代艺术的交流、推广工作，通过参加巴塞尔艺术博览会，能提升上海美术馆的国际知晓度，同时我们也积极的展示了中国当代艺术的正面形象。以前，因为没有中国的艺术机构参与，中国当代艺术的推介工作只能借由国外的艺术机构来完成。尽管他们有非常专业的学术队伍，但是， 他们毕竟也有自己的文化、历史、政治、社会背景。因此，他们看待中国当代艺术的立场肯定与我们自己来做这件事情是不一样的。而这一次，我们是从中国人自己的角度，将中国的当代艺术呈现出来并介绍出去。在去之前，我们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包括上海美术馆曾经策划的重要展览的画册，以及在巴塞尔现场派发的四份资料：上海美术馆的介绍、上海双年展的介绍、中国近代连环画的项目资料，和一个叫“今日中国”的以研究中国当代艺术为主的项目资料。

　　另外，我们也通过这次巴塞尔艺术博览会，与国外的艺术机构建立了联系。例如，我们与瑞士的ＵＢＳ商议了２００８年的一个展览项目，他们愿意将他们收藏的西方当代艺术大师的作品拿到上海美术馆来展览。当然，我们还与许多国外的美术馆讨论了将上海美术馆的馆藏作品拿到国际上去展览的计划，我们希望将我们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研究成果带到世界各地去做巡回的展出。

　　本刊：对于艺术博览会这种形式，你们认为有没有什么不妥的弊病？它的商业因素是否会影响它在学术上的定位？作为一个官方的艺术机构，你们是如何衡量商业与学术之间的关系的呢？

　　李：我认为商业与学术并不矛盾。艺术领域中任何成功的商业操作背后，都需要学术作为支撑。画廊也好，经纪人、代理人也好，一个聪明的做法就是依托学术。其实，很多艺术品收藏家，都会有自己的学术顾问，他们有的甚至自己就是专业的学者。所以，我并不认为商业化有什么不好。

　　本刊：从今年的现场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巴塞尔艺术博览会第一次给了中国媒体一个独立的展位，同时在“艺术机构”的单元中也纳入了中国的上海美术馆。而与巴塞尔艺术博览会组委会的工作联系中，我更真实地体会到：他们实际上对中国的艺术机构、媒体、策展人和艺术家都是非常感兴趣的。但是，至今为止，中国的画廊、艺术机构和媒体，还是只有很少的部分能进入巴塞尔，这与今天中国当代艺术在国内的火热程度完全不匹配。因此，你能从美术馆的角度，谈谈中国的艺术机构为什么很难进入巴塞尔的原因吗？

　　李：我其实并不觉得中国的艺术机构要进入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很难。就像你说的，他们实际上非常重视中国。因为对于巴塞尔艺术博览会本身来说，中国一方面是一个有待开发的潜力市场，他们希望更多的中国收藏家来巴塞尔购买艺术品；另一方面，中国也是一个可以创作出代表这个时代特定文化艺术品的发展中国家，他们希望能从这里看到世界当代艺术的另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所以，最近几年来，他们一直在邀请中国的策展人、收藏家、艺术机构的负责人前往巴塞尔参观，甚至愿意负担高昂的接待费用。当然，这些努力可能不在短期内就见效，但是他们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是从长远的发展的角度来看的。

　　巴塞尔艺术博览会之所以关注中国的当代艺术，其实并不仅仅是中国的当代艺术本身，而是关注中国的文化影响力。最近二十年中国的崛起震惊了世界，世界不可能回避中国的存在和影响，但我们能提供给世界来对我们进行客观文化判断的途径并不多，所以，参加巴塞尔艺术博览会是我们与世界进行对话的机会。

　　本刊：你觉得中国的美术馆现阶段有没有广泛参与巴塞尔艺术博览会的必要性？上海美术馆今后还会继续与巴塞尔保持合作吗？你觉得高昂的经费会是一个问题吗？

　　李：中国的艺术机构当然有必要加入到巴塞尔艺术博览会中去，这是毋庸置疑的。就像一个俱乐部，别人有自己的圈子，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我们只有参与进去了，才有对话的机会。中国毕竟是一个后发的国家，毕竟还处在一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当然有必要借助他们的一些平台。

　　至于上海美术馆明年是否还会继续参加巴塞尔艺术博览会，我想会视明年的具体情况而定。即便巴塞尔艺术博览会的组委会明年给我们发出邀请，但去与不去要基于我们自身文化推广的需要来评估。因为，美术馆、博物馆有它自己的渠道，美术馆自身的宣传和推广工作是我们工作的一个部分，但不是工作的核心。所以，我们还要进行很多综合因素的考虑。我想，高昂的费用仅仅只是一个方面，但不是什么重要的问题。美术馆是一个公益性的机构，虽然基金会、政府会给与支持，但那毕竟是有限的。而伴随着当代社会和艺术的发展，以及美术馆自身的建构，都会面临开支越来越大的问题。所以，美术馆的经费来源和经济压力问题，是全球范围内存在的。但中国或许还不像国外的美术馆、艺术机构面对的问题那么严峻：一是因为我们的美术馆机制还不规范，二是我们也穷惯了。但我们这次来巴塞尔，表面上看是负担了沉重的经济支出，但实际上，我们一方面扩大了上海美术馆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找寻到了合作的机会。实际上是走了一个捷径。把这笔费用分摊在媒体宣传和我们联系的展览中去，实际上成本投入已经很合算了。

　　本刊：您今年是第一次到巴塞尔艺术博览会的现场，你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上号称平台最高的艺术博览会？今天，各式各样的艺术博览会在世界各地遍地开花，而亲历巴塞尔现场，你觉得是什么原因让它成为今天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艺博会？

　　李：上海美术馆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参加过其它任何形式的艺术博览会，这是第一次。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应该说是国际当代艺术领域里最重要的交易和交流活动，非常有影响力。在我看来，巴塞尔艺术博览会本身也在转型，他们也在不断的调整思路，应对当代艺术的新要求，不断寻找文化交流和商业运作上的契合点。从今年他们新增设的单元和项目上来看，他们也在不断的出新招。而他们的成功之处，主要是将市场营销与文化交流结合得非常紧密。